1920年11月下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毛泽东启程前往萍乡。他此行的目的，是进行一些社会考察，并想利用这个远离长沙的僻静之地，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一些深度的思考。当时，毛泽东的公开职业是学校教师，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社会活动上。
这天早晨，毛泽东携带简单的行李，登上了长沙至萍乡的火车。那时火车速度很慢，逢站必停。经过一天的行驶，火车才停靠在萍乡站。这时夜幕已降临，点点灯光照射出萍乡县城的轮廓。县城不大，街道很窄，道路由石板铺成。毛泽东穿过街道，来到城郊找了一间私人小旅馆住下。
脱离了大城市喧闹和嘈杂的气氛，毛泽东心情舒畅了很多。他不顾自己疲倦的身躯，抓紧时间游览乡村，在农民中做一些社会调查。而一到夜深人静之时，便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
11月25日和26日，是冷雨淅沥的日子，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想起最近刚刚成立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根据《礼记》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亲民，在止于至善”，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组织的进步团体，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由萧瑜任总干事。新民学会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它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会员中有一些不同的思想，让他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披衣起床，将带来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件拿出来，一封一封重新阅读，并挥笔一一给他们回信。
在写给就读北京大学的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12年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就读，1915年入长沙长郡中学，与同在长沙就读的毛泽东结为好友，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他是最早的响应者。从此与毛泽东、蔡和森过从甚密，积极参加爱国青年活动。1917年毕业于长沙一中。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的回信中，毛泽东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一直思考着社会改造的途径。在给向警予(1895年至1928年，女，土家族。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人。1918年参加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她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工学世界会，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5月与蔡和森在蒙达尼结婚。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四大后增补为中央局委员。是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的回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毛泽东在给李思安(湖南长沙人，湖南蚕业讲习所学生，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去新加坡坤成女校任教。1925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总工会妇女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脱党。长期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教育工作。1950年回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回信中也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他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之长短。”这里所说的“另辟道路”、“另想办法”，意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实行根本的改造。他在回复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中指出：“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就这样，毛泽东思绪如潮，一连写了8封回信和一篇按语。如今，从毛泽东在萍乡写的这几篇文字中可以看出，从那时起，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萍乡数日，毛泽东还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二集，并选定了第三集的内容，认真地研究了蔡和森(1895年至1931年，字润寰，号泽膺，祖籍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管辖。1913年，蔡和森来到长沙，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不久转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与毛泽东结为挚友。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人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快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初，他先后致信毛泽东等，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要发展中国革命，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称这个党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他的主张“深切赞同”)、肖子升、李和笙3人的来信，考虑了复信内容。
在萍乡考察的日子里，毛泽东还听说了发生在萍乡的农民反抗斗争。这就是搅得地主们不得安宁的“吃磨饭”运动。
1920年，萍乡许多农户无粮过年，一些胆大的庄稼人便开始酝酿去财主家“吃磨饭”。先是长兴馆姚满嫂率先秘密串通300余户数千人，突然聚集到财主罗老四家，不吵不闹，不打不骂，就是等饭吃，吃饱了便一哄而散。接着坪埠里彭、杨、陈家，南门张、李、姚家及城内大店铺均被吃过“磨饭”。在赤山桥、长睦岭、神童岭、担米岭、蝇头岭等地农村，以何冬古、何增茂、罗秋荷、何奶巴子等人为头领，发动男女老少三四千人，分头到当地财主家“吃磨饭”。一时间，萍乡“吃磨饭”成风，吃得贫苦农民喜形于色，“磨”得财主豪绅叫苦不迭。
萍乡农民特殊的反抗斗争，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在离开萍乡后，他曾写下了《告中国的农民》一文，热情赞扬了萍乡农民的斗争。文章写道：“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悟的一点曙光，正如昏天黑地之中，东方现出一线曙光是一样的。”毛泽东号召全国农民向萍乡农民学习，说：“你们只要学萍乡的农民一样，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又说：“你们全都照着萍乡的农民这样行动，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使你们享没有享过的福。”
几天后，毛泽东离开萍乡返回长沙。12月1日，他把在萍乡酝酿成熟的意见，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答复蔡和森、肖子升、李和笙8月的来信，对蔡和森提出的走俄国革命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深深的赞同；对肖子升、李和笙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不表同意。这封信标志着毛泽东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的完成。毛泽东这次萍乡之行，是他人生观、世界观根本转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